在20世纪前半期的中华大地上活跃着数量众多的报刊，这其中既有以《申报》等为代表的商业报刊，也有《民报》为代表的政党报刊，本文将从发展过程等方面论述他们的异同和历史意义。
从发展的过程来说，中国的商业报刊先于政党报刊而存在，一般认为在鸦片战争前后中国就出现了最早的商业报刊，这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上海的《申报》和《宇林西报》等；而中国的政党报刊的诞生则要比商业报刊晚很多，由于政党报刊是伴随着近代政党制度在中国的逐渐发展而形成的，故最早的政党报刊亦要等到维 新派主办的以《万国公报》和《时务报》等为代表的宣传某个集团观点主张的报纸。故从发展上来说，中国的商业报刊可以说是政党报刊的前辈。
从报纸的主要内容来说，相对于政党报刊对本集团主张的吹嘘和其中大量存在的政论文体，立足于市场的商业报刊则明显显得更加温和也更加“聪明”，但这也不代表着商业报刊就保守世俗，固守清政府的旧思想，也就是在那些商业报刊上出现了最早的社会新闻和副刊等现代媒体常见的新闻形式。较于商业报刊的内容探索， 政党报刊在现代思想萌芽上的功劳也不能抹杀，梁启超、陈独秀、胡适等现代启蒙者在如《国闻报》和《新青年》等进步报刊上对新事物的译介和白话文运动的形成 都起到了重大的作用，同时也丰富了他们的内容。
从商业开发的角度上说，在辛亥革命后以《申报》和《新闻报》为代表的由民族资本控制的报业集团开始了对报纸商业化的新的常识，这其中既包括广告和新型印刷设备等新鲜事物，也有针对市井阶级的阅读能力进行的报道风格的改变，当然也包括对发行渠道的拓展。得益于民国初年较为宽松的新闻控制体制下，其在新闻业务和经营管理方面的改革也出现了很好的效果，并且出现了黄远生和史量才等报界传奇。相较于商业报刊的走向民间，政党报刊作为当时社会的新知群体的一个阵地，很难获得很好的普及，其宣传中甚至带有某些“民粹主义”的思想，这种“革命再革命”和“斗争再斗争”的舆论引导手段是很难得到市井阶级的欢迎的的，以精英阶级（当然所有的报人都可以被称为“精英”）的思想为先导的报刊在当时的中国很难真正为人所喜爱。
从对现代化的启智作用来说，商业报刊和政党报刊同样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对中国的现代化启蒙和新思想的传播做出了贡献：这里面既有政党报刊在革命中充当的宣传的角色，也有在日常生活中报纸中的新观念对“封建主义”、“蒙昧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批判和揭露。在变革的时代，社会中宣传新思想的精英们形成了一股力量，用报纸这样的新兴事物去宣传现代思想，促进中国变革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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